第三位证人是贝蒂的大女儿费怡·列恩，她说在警方挖出尸体之前，她什么都不知道，她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任何人对她透露过只言片语。
最后一位是贝蒂本人。
“你知道任何与季米·唐·彼茨的死亡有关的事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任何与多伊尔·韦恩·巴克的死亡有关的事吗？”
“不知道，先生。”
“你知道为什么斐丽，或你的别的孩子们，会说些于你不利的话吗？”
“不知道，先生。我们一直是很亲密的一家人。”
“你有没有领取过你任何一位丈夫的保险金？”
“我从未领取过任何人的任何保险金。”
“你是否曾准备等到七年以后领取季米·彼茨的保险金？”
“我从来都不曾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哪怕是一分钱。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保险金。”
1985年6月1日，季米·唐·彼茨的遗骨在西格维尔的玫瑰坪纪念公墓重新入殓下葬。死者的亲友及在达拉斯消防总队的同事们参加了这次军人规格的隆重葬礼，因为季米生前曾在美国陆军中服役。但是他们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季米的头颅其实并不在棺材里面。
7月初的一天，雪莉的父亲罗勃特·布兰逊和她的新婚丈夫吉斯·泰格纳找到里克·鲁斯和迈可·奥伯林。翁婿俩这一趟是专为雪莉的事而来。“我们是真的想帮她，但也得她自己愿意才行。”老罗勃特说。
迈可·奥伯林建议由斐丽和雪莉谈谈。斐丽一直很同情雪莉的处境，认为让她陪母亲顶罪有欠公道。
里克·鲁斯安排姐妹俩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见面了。斐丽对身着囚服的雪莉说：“我知道你只是想帮助妈妈，但是你不能听伊芮·安鲁斯的，你必须把事实的真相都讲出来，让警方知道你并没有参与杀人。你得想办法摆脱伊芮·安鲁斯，虽然妈妈和你都是他的委托人，但是他更注重妈妈，因为妈妈在这宗案子中的分量更重，对伊芮的声誉和业绩也更有影响。如果你听信了伊芮的话，为帮助妈妈打赢这场官司而缄口不语，到头来只能是毁了你自己。”当然，这番话都是从迈可·奥伯林那里听来的。
雪莉问：“所以，我得作证指控母亲杀人。”
斐丽点点头。
“我还得另请律师？”
“爸爸说了，如果你同意的话，他会替你出这笔钱。”
“那警方将如何处置我？”
“这我就说不好了。但是我想，如果没有同谋杀人的罪名，至少你的保释金会有所减免，说不定爸爸就能把你赎出去。”
几天后，当雪莉步出牢狱时，警方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四年前贝蒂用0美元雇来的开挖土机的小伙子。
9月11日，预审开庭的第一天，伊芮·安鲁斯率领大队的记者浩浩荡荡地开进法庭。他让记者们在法庭上依次报出自己所代表的报纸杂志或电视电台，并展示当日各报在头版刊登的有关贝蒂·露·彼茨双命谋杀案的报道、评论或图片等。
伊芮·安鲁斯向法庭陈词道：“尊敬的法官大人，您都看到和听到了，本案已经牵动了如此众多的新闻媒体，而且其措词都明显带有于我的委托人不利的偏见。譬如这条标题，《贝蒂向丈夫后脑部开枪》。再请看这儿，《自制寡妇》(self-madewido)。现如今，整个翰德森地区的人们都在众口一词地谴责我的委托人谋杀亲夫。所以依我之见，本案在此地不可能获得公正裁决，因为在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之前，作为陪审团来源的公众业已认定我的委托人‘有罪’。本律师特此请求法庭考虑将本案易地审判。”
接下来，伊芮传唤了近十名“从大街上随便找来的”证人。以下是他们的部分证词：
——在这里所有的餐桌和吧台上，你都能听到关于本案的议论。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认为是贝蒂杀害了她的两个丈夫。
——我没有时间看报纸，但从我周围朋友同事的言谈中，我断定贝蒂是有罪的。
——我读了我能弄到手的几乎所有关于贝蒂的故事。你用不着问我她是否有罪，答案已然摆在那里了。
——我不光和我的朋友熟人聊贝蒂的案子，理发店的师傅、超市的收银小姐、加油站的伙计……不管是谁，反正这儿人人都在谈论贝蒂。
当由公诉人比尔·班迪交叉取证时，有几位证人承认，他们与伊芮·安鲁斯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
比尔拿过一位记者手中的报纸，说：“这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这说明贝蒂·彼茨双命谋杀案不仅仅在翰德森地区，也不仅仅在得克萨斯州，而且在全美国都引起了轰动。没有哪一个地方不知道这宗案子，也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们不在议论这宗案子，所以安鲁斯先生关于改变本案审判地点的提议是毫无意义的。贝蒂·彼茨应该在这里、在案发之地，由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组成的陪审团裁决她的命运。”
法官杰克·荷兰驳回了被告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易地审判的动议。当杰克击槌休庭时，伊芮还在于心不甘地喋喋不休：“但是，法官大人，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在盼望着进入陪审团，盼望着亲自为贝蒂定罪呢……”
身在狱中的贝蒂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自贝蒂·彼茨双命谋杀案曝光以来，每天都有寄自全国各地的来信，经典狱长审阅之后再转交给贝蒂。这封匿名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彼茨夫人：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读到、看到或听到这封信。此信与你的案子有重大关系。我是唯一能够帮助你的人，所以请务必照我的话去做。
告诉你的看守，你的牢房里不止你一个人，还有好多其他的人也住在里面。告诉她你总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耳边说话。或者在牢房里来回踱步转圈，就好像你疯了似的。
如果狱方带你去看医生，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只是摸摸他桌上的东西，或是倒在地上扭曲你的身体。如果他们用手碰你，你就停下来，装作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会以为你患了精神分裂症。
当你见到你的律师时，千万不要对他提起这件事。他会带你去见法官，然后送你去精神病院。有的时候你要装作你又清醒了，告诉别人你什么都不记得。如此你便能够免于死刑，因为他们不能起诉一名精神病患者。
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去做，你将必死无疑。阅后请将此信销毁。我写这封信只是因为我乐于助人。
审核挑选陪审员的工作于是年9月日如期进行，经过五天的评议，组成了四男八女共1名清一色白人的陪审团。
1985年10月7日，星期一，人们期盼已久的季米·唐·彼茨谋杀案的审判在埃瑟斯正式开庭。
法庭大楼外的街道两旁停满了各大小媒体的面包车。人们天不亮就开始排队，以求在旁听席上获得一席之地。晚到者，还有那些从达拉斯赶来的消防队员和他们的妻子们，则只能挤在走道上或门外的楼道里了。不少人带着装有午餐的棕色牛皮纸袋和饮料。
贝蒂由她的律师伊芮·安鲁斯陪同，被一名警察押送到庭。她依然穿着整洁，打扮入时，精心做过的头发，精心化的妆。贝蒂不时举起戴着镣铐的双手，向围观的人群示意，或对着摄像机镜头频频微笑。
当天将要传唤的所有证人被集中在一间会议室里。为节省时间，法庭官员在这里带领他们集体宣誓，并提醒他们，从此时此刻开始，不得与任何人讨论有关本案的事宜。
在陪审团进入之前，法官杰克·荷兰将双方律师召集到法官席前。他警告公诉方不得在法庭辩论中提及多伊尔·韦恩·巴克谋杀案和比利·约克·朗恩枪击案，除非被告方首先提起，因为此次审理的只是季米·彼茨的案子。杰克·荷兰要求比尔·班迪务必向他的证人们讲明这一点。
待陪审员们入席坐定，比尔·班迪致开场发言后，公诉方的第一位证人出庭。翰德森地区警署警员强尼·马尔根据当时的记录，向法庭陈述了接到贝蒂的报警电话后，他与消防队队长休·代伍德一起到贝蒂家了解情况的过程。
在交叉取证时，伊芮·安鲁斯问：“你敢肯定你是在8月6日那天向贝蒂了解这些情况的？”
“我都作了笔录。”
“你是在贝蒂家当场记下的，还是后来补记的？”
“我一边和彼茨夫人谈话一边记。”
“如果我告诉你，贝蒂·彼茨在8月6日那天去了达拉斯，你会觉得惊奇吗？”
“我是在星期六早晨接到她的报警电话后，立刻就去的。”
伊芮停了一下，又问：“你不是在告诉他们，”他指指陪审席，“你看见谁杀了谁，或谁埋了谁吧？”
“不是。”
第二位证人是得克萨斯州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物署的巡警麦克·沃伦，他是在季米的空船被发现后，第一位到场查看的警方人员。
伊芮·安鲁斯在交叉取证时问道：“在他们发现那只船的地方，水有多深？”
“我不是很清楚。”
“现在请你闭上眼睛，回忆一下那个地方，然后告诉我，一个不会游泳的女人能否从空船所在之处，涉水走到最近的岸边，尔后逃离现场？”
“不能。”
公诉方传唤的下一位证人是达拉斯消防总队主持搜寻打捞行动的队长詹姆斯·布莱克。比尔·班迪问：
“彼茨夫人当时看上去怎么样？”
“非常非常平静，毫无伤心悲痛之态。”
伊芮·安鲁斯马上起身抗议道：“法官大人，这是让证人作结论性的回答。”
杰克·荷兰否决了他的抗议。
公诉方继续取证：“你曾经看见过很多悲伤的人们。我们知道，悲伤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你是否以为彼茨夫人当时的状态也是一种悲伤？”
“不，我根本就没有在她的脸上看出一丝一毫的伤痛。当时我和她接触过很多次，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看见她有过任何伤心，或悲哀，或难受，或压抑的意思。”
轮到被告方交叉提问：“请问布莱克先生家居何处？”
这个问题出人意料，但布莱克队长还是回答了。伊芮·安鲁斯马上堆起一脸他乡遇故知的笑容：“我也曾在那条街上住过。”伊芮·安鲁斯与证人和陪审团成员套近乎的本事是出了名的。
詹姆斯·布莱克点点头。这与本案有关联吗？
伊芮·安鲁斯继续道：“所以，你们大家都是自愿到雪松湖帮忙搜寻你们的朋友？”
“对。”
“你知道这位女士被控何罪？”伊芮指指贝蒂。
“知道，先生。”
“当时你并没有怀疑她是在装傻吧？”
“没有。”布莱克队长又补充一句，“当时没有。”
接下来是消防总队的牧师丹尼·玻里斯，他在回答公诉方的问题时也表示了和詹姆斯·布莱克同样的看法：贝蒂在丈夫失踪后从未表现出任何的悲哀。
公诉人比尔·班迪走到陪审席旁，他要玻里斯牧师面向陪审团回答他的下一个问题。
“她有没有问到保险？”
“有，我告诉她我得回去查一查。”
“所以，你第三天还要再去她家。你查的结果如何？”
“至少11万美元的保险和每月800美元左右的退休金。”
“受益人是……”
“贝蒂·彼茨。”
伊芮·安鲁斯交叉提问：“所以，你去那里是为了谈保险。你知不知道，贝蒂·彼茨从未领取过任何保险金。”
“知道。”
“你知不知道，贝蒂·彼茨被起诉的罪名是‘谋财杀人’，这就意味着，她曾经领取过保险金？”
“不，先生，我不知道。”
比尔·班迪猛地站起来，差点儿带翻了椅子。他大声抗议道：“这是对法律的肆意曲解，法官大人！”
杰克·荷兰法官平静地说：“我相信陪审员们会记得起诉书上是怎么说的。”
伊芮·安鲁斯继续向玻里斯牧师提问：“你第一次去的时候，贝蒂有没有向你提到保险金的事？”
“没有。”
丹尼·玻里斯在前面曾讲过，星期天早晨他第一次去贝蒂家时，贝蒂正与几位朋友饮茶聊天。玻里斯牧师稍事停留即告辞离去。
开庭第一天的最后一名证人是贝蒂的大儿子罗宾·布兰逊，他在证人席上自始至终没敢朝母亲张望一眼。公诉人比尔·班迪耐心地引导着他，一点一点地向法庭陈述了那个被罗宾称为“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夜”及次日早晨所发生的一切。
现在，伊芮·安鲁斯起身作交叉取证。他踱到证人席前，用审视罪犯般的目光紧盯着罗宾。
“你可曾向别人谈起过这个所谓的枪杀事件？”
“我告诉过我的前妻。这件事搞得我心神不定，我想我应该告诉她。”
“你心神不定，”伊芮又朝罗宾逼近一步，“你心神不定是因为，你才是真正的凶手，你才是向季米·彼茨开枪的人！”
语惊四座。罗宾如挨了当头一棒，半晌才迸出一声喊：“不是——！”
“你的母亲和继父度假去了，而你一直与季米不和。”
“不对，先生，我们相处得很好。”
“你难道没有未经允许私自驾驶他的汽艇吗？”
“有的，先生。”罗宾的声音低下去了。
“他难道没有为此事而气急败坏吗？”
“有的，先生。不过我们并没有争吵。”
“但是他非常生气，对吗？你还撞坏了一辆摩托车。”
“是的，先生。”
“好，现在请你再次把我们带回到198年8月5日那个夜晚。你说你的母亲告诉你，她准备杀了季米。当时你们在什么地方？”
“厨房。”
“你母亲说她要杀了季米，而你们刚好在厨房。你说什么呢？‘给我弄点吃的’？”
“不是，先生。”（未完待续）